专访吴军：“双减”之下，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加法”？(2)

　　吴军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人都喜欢新的知识，没有人会对来回炒冷饭感兴趣。

　　但是为了应对中高考，大多数的学校都会安排一年左右的时间专门备考，也就是说，三年里有一年基本不学新知识，这样人的好奇心也会消失。

　　其次，你会觉得学了也没用。

　　在解题技巧这个维度纵向增加难度，客观上也会让考试与学科本质脱节。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就批评目前的科学课脱离科学实践，导致有的学生光知道细胞、遗传、ATP这些概念，却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观念，更别说应用了。

　　最后，顶尖人才冒不出来。

　　由于在早期就消磨了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所以即使有的孩子取得了高分，也不会真的喜欢上数学和物理。

　　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科感兴趣的学生少了，大学里选择此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更少，愿意从事科研的人群也大幅缩水，最后就很难转化出顶级人才。

　　“加法”，加在哪儿？

　　要摆脱这种低效竞争，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循？我们问吴军。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中考分流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很受关注，于是德国也在舆论里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了中国教育看齐的标杆。

　　“我们先说结果”，吴军说。

　　今天，无论是从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数，还是二战后在科学上的贡献，德国都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里做的比较差的。

　　这和德国教育所依循的洪堡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教育。短期效果立竿见影，在当时让德国迅速崛起，一直到二战前。

　　但是，这种体制很难产生新思想。二战后，虽然德国还是一个主要发达国家，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德国就逐渐落后于英美了。

　　吴军说，今天在德国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是要说二战后哪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德国人做的，就很难举出来。

　　德国的教育体制还间接影响了中国。

　　早期，苏联高等教育继承了洪堡体制的主要思想，实行文、理、工分校，这套做法后来也被新中国采纳。因此，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德国比较类似，工程师人才储备很多，但是顶级的科学家很少。

　　因此，要回答我们开头提出的基础教育三问，还是得回到做得好的英美法等诺奖大国，总结他们的经验。

　　吴军给出三点建议：

　　1. 重视基础技能

　　在吴军看来，考虑长远的发展，过早的分流是不利的。这个分流既指高中和职高的，也指文科和理科的。

　　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名校的分流都比较晚，比如耶鲁要到大学三年级才选专业，而哈佛强调其本科教育是“非职业专科”，走的都是通识教育路线。

　　因为有些技能对文理科来说，都是必须掌握的。

　　比如写作能力就不是文科专属。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都需要会写作。要有影响力，讲演、发论文、做学术报告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