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小米，逆袭的雷军，一位“好学生”给孩子的成长启示录

　　原标题：十岁的小米，逆袭的雷军，一位“好学生”给孩子的成长启示录

　　文 十三

　　少年商学院国际教育专栏作者

　　昨晚，雷军的小米十周年演讲刷屏朋友圈。

　　提起雷军，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是小米创始人、金山董事长，却少有人知，小米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年少成名后的9次失败。

　　他的成长故事、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会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根正苗红的好学生

　　1969年，雷军出生在湖北仙桃的一个教师家庭。

　　从小他就思维活跃，喜欢自己捣鼓小发明。今天流行的“拼爹”是拼资源，而他曾感谢过父亲的开明：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玩拆装收音机、电视机。在那个年代买这些东西是很贵的，但父亲就很鼓励我，花钱给我买。” 小时候培养的对无线岁再创业时选择智能手机这一领域埋下了种子。

　　还有一次，他看到母亲在摸黑做饭，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做一盏可以移动的灯来帮母亲照明呢？想到这，他便找来两节干电池和一个灯泡，把它们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接上电线。

　　每天晚上，他都提着这盏电灯跟着母亲在灶台边转，受到了邻居们的夸奖：“你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个发明家。”

　　1984年，雷军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沔阳中学，也就是如今的仙桃中学。

　　（2017年，雷军重回高中母校）

　　课外，雷军特别喜欢下围棋，还拿过学校的围棋冠军；也喜欢古诗词，尤其钟爱李煜。 但不玩物丧失始终是雷军发展兴趣爱好的前提，他评价自己“从小是个根正苗红的好学生”。

　　据他回忆，“6个班考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

　　学习成绩一直位居前几名的雷军，自然差不到哪去，考上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当时的大学生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个好单位。但雷军试图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才不算虚度？

　　入学第一天，雷军便主动找自习室上自习：“像闻一多，很多名人都是在大学中有所成就的，我也想借着大学的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

　　他确实做到了。

　　后来每次接受采访，雷军都会提起大一在武大图书馆读到的一本书—— 《硅谷之火》。第一次读完这本书时，他激动得不得了，在学校操场走了一遍又一遍，立志要像乔布斯学习，办一家伟大的公司。

　　有了这样的目标，高执行力的雷军开始分解计划：半年、一年甚至大学四年分别要做什么。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用两年修完所有毕业要求的学分，再用剩下两年学习其他知识和进行实践。武汉大学是国内最早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之一，修够学分就能毕业，这也是吸引他报考的原因之一。

　　雷军开始戒掉午睡的习惯，甚至为了方便学习， 把时间以半小时为单位划分，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为了上课听得更清楚，他每天早早去占座位，以便坐在教室最前面的位置；即便是周末，他也坚持自习，等到寝室熄灯才回去睡觉。

　　除了高度自律，消化好课本内容，要想提早修完学分，雷军还得解决选课冲突的问题。

　　他巧妙地总结出一套方法：重点课上二分之一，非重点课上四分之一，而非专业基础类课程，尽量不听，只要开课和考试出勤两次，保证不挂科即可。因为在他看来， 计算机软件专业重在实践，同时修很多课程可能会触类旁通，更有助于理解知识，把控自己的节奏。

　　（2020年5月4日，雷军回到武汉大学，发微博称：“愿你出走半生，回来仍少年。”）

　　当时系里只有不到15台电脑，为了争取上机时间，他想尽办法泡在机房里蹭机子，有空位就赶紧坐下，没空位就在一旁凑个热闹、偶尔帮同学解决问题，成了 机房的“钉子户”。因为编程做得好，受老师信任，他最多同时拿着3位老师的机房钥匙，自然解决了“上机难”的问题。

　　上难倒一片人的《数学逻辑》课时，老师总是先提问大家，如果没人能答得上来，再让他回答；他大一写的PASCAL程序，在他上大二时被编进大一教材里。

　　在同学眼中，雷军仿佛一路开挂，用两年读完别人四年才能读完的课程，并多次获得奖学金和荣誉称号。

　　大二修完学分、完成毕业设计后，雷军开始 “正式上街”。

　　他最常混迹的电子一条街，被称为武汉的“中关村”。八十年代，在“学海淀经验，建武汉硅谷；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的建设思路下，武汉这条街聚集了大批IT创业者和大大小小上千家IT公司和配件商。

　　从武大宿舍到电子街，步行需要四五十分钟。后来雷军买了辆破旧的自行车，成天在那一带晃，帮人装软件、修机器、写程序，幸运的话还能碰上电脑高手交流几句。

　　在电子街“蹭”电脑的两年中，雷军涉猎广泛，财务软件、CAD软件、各种实用小工具，把他感兴趣的东西都“玩”了遍。

　　渐渐地，他凭技术混出了名堂，也认识了街上的“知名”校友、后来的创业伙伴——王全国。

　　王全国年长雷军几岁，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已并入武汉大学），当时是电子街上的技术大咖。

　　现任金山软件副总裁的王全国回忆起他和雷军的相识：“在1989年前后，并没有软件流通的正规体系。我和他都喜欢软件，经常交换，自然而然就认识熟络起来。当时感觉他特别活跃，也好学。”

　　因为当时盗版很厉害，软件要想卖钱，必须要加密、防止被拷贝。正好两人都是计算机专业，相识不久后一碰，便决定合作写加密软件。

　　他们花了两周的晚上和周末，在王全国公司的电脑上完成软件，拿到了公司的50块加班费。还用当时热播的电影片名《神秘的黄玫瑰》，给软件取名为：“黄玫瑰小组”。

　　“黄玫瑰小组”很快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知名加密软件之一，也受到了解密高手们的“围攻”。在这场硝烟四起、敌暗我明的“对决”中，雷、王二人为加密程序升级过20多种算法。

　　他们没想到的是，升级后的程序销量大好，连当时知名的用友、金山等软件公司也纷纷购买。雷军凭此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硅谷之火”从未熄灭

　　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资金后，雷军把目光放在了创业上。

　　在大四这年，王全国的同事想找人合办公司，找到了王全国和雷军，创办了三色公司（红、黄、蓝三色，意味着他们能通过这家公司放飞梦想）。

　　在那个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的创业年代，三个年轻小伙的创业有点像纸上谈兵：他们连谁投钱、做什么、怎么赚钱都没想过，就选了两次董事长。

　　怀揣一腔热情，三个人白天跑销售、晚上写程序，昏天暗地地忙了一阵子，才找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汉卡。

　　电脑刚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很多程序都是英文的，不便国人使用。汉卡就是一种专为汉字系统设计的扩展卡。当时一套汉卡能卖到几千元，成本还不到一半，史玉柱和联想就凭借汉卡创造了财富辉煌。

　　后来第四位合伙人李儒雄的加入，共同推动了他们的汉卡上市。

　　（右为李儒雄）

　　这次他们同样没想到， 赢在技术，也可能输在技术。

　　尽管团队里都是技术牛人，却对销售、推广、知识产权保护、财管管理等方面一窍不通。面对同行产量更大、价格更低的山寨产品，三色公司度日维艰。

　　半年后，雷军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很多年后，雷军再次提起当年的创业失败时，表示不再支持或鼓励大学生创业，原因在于：

　　“我们得考虑中国和美国国情的差异，我们大学的素质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是偏低的。 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5%的人能活下来，除非你像盖茨一样优秀。”

　　22岁那年，雷军与人合著的《深入DOS编程》，成为IT界争相阅读的“教材”，不失为年少成名。大学毕业时，他兜里揣着4000块，这是什么概念？